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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鉴定古代字画的方法历来是件复杂和带点神秘色彩的问题，而且各家说法多有不同，您是如何对待的呢?
启：鉴定方法，在近代确实有很大的进步。因为摄影印刷的进展，提供了鉴定的比较资料;科学摄影可以照出昏暗不清的部分，使被掩盖的款识重新显现，等等。研究者又在鉴定方法上更加细密，比起前代“鉴赏家”那套玄虚的理论、“望气”的办法，无疑进了几大步。但个人的爱好、师友的传习、地方的风尚、古代某种理论的影响、外国某种的比附，都是不可完全避免的。因之任何一位现今的鉴定家，如果要说没有丝毫的局限性，是不可能的。如说“我无”，这句话恐怕就是不够科学的。记得清代梁章钜《制艺丛话》曾记一个考官出题为《盖有之矣》(见《论语》)，考生作八股破题是：“凡人莫不有盖。”考官见了大怒，批曰：“我无。”往下看起讲是：“凡自言无盖者，其盖必大。”考官赶紧又将前边批语涂去。往下再看是：“凡自言有盖者，其盖必多。”这是清代科举考试中的实事，足见“我无”三字是不宜随便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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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古代字画鉴定一般来说不就是判别作品的真伪吗?您却说不只是真伪的问题，这是为什么?
启：从古流传下来的书画，有许多情况，不只是“真”、“伪”两端所能概括的。如把“真伪”二字套到历代一切书画作品上，也是与表里不符合，逻辑不周延的。
譬如我们拿一张张三的照片说是李四，这是误指、误认;如说是张三，对了。再问是真张三吧，答说是的。这个“真”字、“是”字，就有问题了。照片是一张纸，真张三是个肉体，纸片怎能算真肉体?那么不怕废话，应该说是张三的真影、张三的真相等等才算合理。书画的“真”、“伪”者，也有若干成因，据此时想到的略举几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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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画的代笔，比字的代笔更复杂。一件作品从头至尾都出自代笔人，也还罢了;竟有本人画一部分，别人补一部分的。我曾见董其昌画的半成品，而未经补全的几开册页，各开都是半成品，我还曾看到过溥心畲先生在纸绢上画数目枝干、房屋间架、山石轮廓后即加款盖印的半成品，不待别人给补全就被人拿去了。可见(至少这两家)名人画迹中有两层的混合物。还有原纸霉烂了多处，重裱补纸之后，裱工“全补”(裱工术语，即是用颜色染上残缺部分的纸地，使之一色，再仿着画者的笔墨，补足画上缺损的部分)。补缺处时，有时也牵连改动未损部分，以使笔法统一。这实际也是一种重叠的混合物。这可算代笔的第三类，在鉴定结论上更难处理。即以前边所举几例来看，“真伪”二字很难概括书画的一切问题，还有鉴定者的见闻、学问，各有不同，某甲熟悉某家某派，某乙就可能熟悉另一家一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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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听到刘盼遂先生谈过，王静安先生对学生所提出研究的结果或考证的问题时，常用不同的三个字为答：一是“弗晓得”，一是“不见得”。王先生的学术水平，比我们这些所谓“鉴定家”们(我也不例外)的鉴定水平(学术种类不同。这里专指质量水平)，恐怕谁也无法说低吧?我现在几乎可以说，凡有时肯说或敢说自己有“不清楚”、“没懂得”、“待研究”的人，必定是一位真正的伟大鉴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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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威：是指古代皇帝所喜好、所肯定的东西，谁也不敢否定。乾隆得了一卷仿得很不像样的黄子久《富春山居图》，作了许多诗，题了若干次。后来得到真本，不好转还了，便命梁诗正在真本上题说它是伪本。这种瞪着眼睛说谎话的事，在历代高权利的集中着皇帝口中，本不稀奇;但在真伪是非问题上，却是冤案。
康熙时，陈邦彦学董其昌的字逼真，康熙也喜爱董字。一次康熙把各省官员进呈的许多董字拿出命陈邦彦看，问他这里边有哪些件是他仿写的，陈邦彦看了之后说他自己也分不出了，康熙大笑(见《庸间斋笔记》)。自己临写过的乃至自己造的伪品，焉能自己都看不出。无疑，如果指出，那进呈人的礼品价值就会降低，陈和他也会结了冤家。说自己也看不出，又显得自己书法乱真。这个答案，一举两得，但这能算公平正确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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挟贵。贵人有权有势有钱，谁也不便甚至不敢说扫兴的话，这种常情，不待详说。有趣的一次，是笔者从前在一个官僚家中看画，他挂出一条既伪且劣的龚贤名款的画，他说：“这一幅你们随便说假，我不心疼，因为我买的便宜(价低)。”大家一笑，也就心照不宣。下边再看多少件，都一律说是真品了。挟长。前边谈到的那位前辈，误信伪题，把清人画认为元人画。王畅安先生何我惹他生气，他把我们叫去训斥，然后说：“你们还淘气不淘气了?”这是管教小孩的用语，也足见这位老先生和我们的关系。我们回答：“不淘气了。”老人一笑，这画也就是元人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