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字画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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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功绘画
　　《启功丛稿》是启功惟一收录书画鉴定的集子。他在前言中以谦虚的口吻透出无比自信。由于启功对书法的偏爱和研究的深入，加上文字学、文学、历史知识的渗透，他的鉴定以书法碑帖的考据为主，绘画鉴定为辅。他在历代书法碑帖的考据上功力过人，多不从用笔、风格等本题语言出发，而重在考据，形成了他的鉴定特色。他对各种版本的刻帖和各种碑帖的拓本均有深入的研究。他的《急就篇传本考》、《半亭帖考》《孙过庭书谱考》《唐摹万岁通天帖考》、《旧题张旭草书古诗帖辨》等都不囿陈说，自出新意。他在各门学科间的相互渗透，在碑帖鉴定中显得尤为，其中古典文学知识占有很大比重。启功不仅从碑帖中来校勘古代文学资料，而且反过来用古代文学资料来考证真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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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画鉴定有一定的“模糊度”
金：您在鉴定古代字画的工作中，曾提出过“模糊度”，您是怎样解释这三个字的呢?
启：古代名人书画有真伪问题，因之就有价值和价钱的问题。我每遇到有人拿旧字画来找我看的时候，提出的问题，不是想知道它的优劣美恶，而常是先问真伪，再问值多少钱。又在一般鉴定工作中，无论是公家的还是私人的，又有许多“世故人情”掺在其间。如果查查私人收藏著录，无论是历代哪个大收藏鉴定名家，从孙承泽、高士奇的书以至《石渠宝笈》，其中的漏洞破绽，已然不一而足;即是解放后人民的文物单位所有鉴定记录中，难道都没有矛盾、武断、模糊的问题吗?这方面的工作，我个人大多参加过，所以有可得而知的。但“求同存异”、“多闻阙疑”，本是科学态度，是一切工作所不可免，并且是应该允许的。只是在今天，一切宝贵文物都是人民公共财富，人民就都应知道所谓鉴定的方法。鉴定工作都有一定的“模糊度”，而这方面的工作者、研究者、学习者、典守者，都宜心中有数，就是说，知道有这个“度”，才是真正向人民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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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鉴定古代字画的方法历来是件复杂和带点神秘色彩的问题，而且各家说法多有不同，您是如何对待的呢?
启：鉴定方法，在近代确实有很大的进步。因为摄影印刷的进展，提供了鉴定的比较资料;科学摄影可以照出昏暗不清的部分，使被掩盖的款识重新显现，等等。研究者又在鉴定方法上更加细密，比起前代“鉴赏家”那套玄虚的理论、“望气”的办法，无疑进了几大步。但个人的爱好、师友的传习、地方的风尚、古代某种理论的影响、外国某种的比附，都是不可完全避免的。因之任何一位现今的鉴定家，如果要说没有丝毫的局限性，是不可能的。如说“我无”，这句话恐怕就是不够科学的。记得清代梁章钜《制艺丛话》曾记一个考官出题为《盖有之矣》(见《论语》)，考生作八股破题是：“凡人莫不有盖。”考官见了大怒，批曰：“我无。”往下看起讲是：“凡自言无盖者，其盖必大。”考官赶紧又将前边批语涂去。往下再看是：“凡自言有盖者，其盖必多。”这是清代科举考试中的实事，足见“我无”三字是不宜随便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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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配。真画、真字配假跋，或假画、假字配真跋。有注重书画本身的人，商人即把真假跋的卖给他;有注重题跋的人，商人即把伪本真跋的卖给他。还有挖掉小名头的本款，改题大名头的假款，如此等等。从故友张珩先生遗著《怎样鉴定书画》一书问世之后，陆续有好几位朋友撰写这方面的专著，各列例证，这里不必详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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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画的代笔，比字的代笔更复杂。一件作品从头至尾都出自代笔人，也还罢了;竟有本人画一部分，别人补一部分的。我曾见董其昌画的半成品，而未经补全的几开册页，各开都是半成品，我还曾看到过溥心畲先生在纸绢上画数目枝干、房屋间架、山石轮廓后即加款盖印的半成品，不待别人给补全就被人拿去了。可见(至少这两家)名人画迹中有两层的混合物。还有原纸霉烂了多处，重裱补纸之后，裱工“全补”(裱工术语，即是用颜色染上残缺部分的纸地，使之一色，再仿着画者的笔墨，补足画上缺损的部分)。补缺处时，有时也牵连改动未损部分，以使笔法统一。这实际也是一种重叠的混合物。这可算代笔的第三类，在鉴定结论上更难处理。即以前边所举几例来看，“真伪”二字很难概括书画的一切问题，还有鉴定者的见闻、学问，各有不同，某甲熟悉某家某派，某乙就可能熟悉另一家一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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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短：一件书画，一人看为假，旁人说它真，这不要紧，至少表现说假者眼光高、要求严。如一人说真，旁人说假，则显得说真者眼里弱、水平低，常至大吵一番。如属真理所在的大问题，或有真凭实据的宝贝，即争一番，甚至像卞和抱玉刖足，也算值得，否则谁又愿惹闲气呢?尊贤。有一件旧仿褚遂良体写的大字《阴符经》，有一位我们尊敬的老前辈从书法艺术上特别喜爱它。有人指出书艺虽高但未必果然出于褚手。老先生反问：“你说是谁写的呢?谁能写到这个样子呢?”这个问题答不出，这件的书写权便判归了褚遂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