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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古代字画鉴定一般来说不就是判别作品的真伪吗?您却说不只是真伪的问题,这是为什么?
启:从古流传下来的书画,有许多情况,不只是“真”、“伪”两端所能概括的。如把“真伪”二字套到历代一切书画作品上,也是与表里不符合,逻辑不周延的。
譬如我们拿一张张三的照片说是李四,这是误指、误认;如说是张三,对了。再问是真张三吧,答说是的。这个“真”字、“是”字,就有问题了。照片是一张纸,真张三是个肉体,纸片怎能算真肉体?那么不怕废话,应该说是张三的真影、张三的真相等等才算合理。书画的“真”、“伪”者,也有若干成因,据此时想到的略举几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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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书法复制品,古代称为“摹本”。在没有摄影技术时,一件好书法,由后人用较透明的油纸、蜡纸罩在原迹上勾摹,摹法忠实,连纸上的破损痕迹都一一描出。这是古代的复制法,又称为“响拓”,并非有意冒充。后世有人得到摹本,称它为原迹,摹者并不负责的。
古画的摹本。宋人记载常见有摹拓名画的事,但它不像书法那样把破损之处用细线勾出,因而辨认是不容易的。在今天如果遇到两件相同的宋画,其中必有一件是摹本,或者两件都是摹本。即使已知其中一件是摹本,那件也出自宋人之手,也应以宋画的条件对待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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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接作伪。彻头彻尾地硬造,就更不必说了。代笔。这是麻烦的问题,这种作品往往是半真半假的混合物。写字找人代笔,有的是完全不管代笔人风格是否相似,只有那个人的姓名就够了。可笑的是旧时代官僚死了,门前树立“铭旌”,中间是死者的官衔和姓名,旁边写另一个大官僚的官衔和姓名,下写“顿首拜题”,看那字迹,则是扁而齐的木刻字体,这是那个大官僚不会写的,就是他的代笔人什么方案秘书之类的人,也不会写,只有刻字工作专才才能写它。这可算代笔的类。还有代笔人学习那位官僚或名家的风格,写出来,旁人是不易辨认的;且印章真确,作品实出那官僚或名家之家,甚至还有当时得者的题跋。这可算代笔的第二类,在鉴定结论上,已难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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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画的代笔,比字的代笔更复杂。一件作品从头至尾都出自代笔人,也还罢了;竟有本人画一部分,别人补一部分的。我曾见董其昌画的半成品,而未经补全的几开册页,各开都是半成品,我还曾看到过溥心畲先生在纸绢上画数目枝干、房屋间架、山石轮廓后即加款盖印的半成品,不待别人给补全就被人拿去了。可见(至少这两家)名人画迹中有两层的混合物。还有原纸霉烂了多处,重裱补纸之后,裱工“全补”(裱工术语,即是用颜色染上残缺部分的纸地,使之一色,再仿着画者的笔墨,补足画上缺损的部分)。补缺处时,有时也牵连改动未损部分,以使笔法统一。这实际也是一种重叠的混合物。这可算代笔的第三类,在鉴定结论上更难处理。即以前边所举几例来看,“真伪”二字很难概括书画的一切问题,还有鉴定者的见闻、学问,各有不同,某甲熟悉某家某派,某乙就可能熟悉另一家一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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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威:是指古代皇帝所喜好、所肯定的东西,谁也不敢否定。乾隆得了一卷仿得很不像样的黄子久《富春山居图》,作了许多诗,题了若干次。后来得到真本,不好转还了,便命梁诗正在真本上题说它是伪本。这种瞪着眼睛说谎话的事,在历代高权利的集中着皇帝口中,本不稀奇;但在真伪是非问题上,却是冤案。
康熙时,陈邦彦学董其昌的字逼真,康熙也喜爱董字。一次康熙把各省官员进呈的许多董字拿出命陈邦彦看,问他这里边有哪些件是他仿写的,陈邦彦看了之后说他自己也分不出了,康熙大笑(见《庸间斋笔记》)。自己临写过的乃至自己造的伪品,焉能自己都看不出。无疑,如果指出,那进呈人的礼品价值就会降低,陈和他也会结了冤家。说自己也看不出,又显得自己书法乱真。这个答案,一举两得,但这能算公平正确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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挟贵。贵人有权有势有钱,谁也不便甚至不敢说扫兴的话,这种常情,不待详说。有趣的一次,是笔者从前在一个官僚家中看画,他挂出一条既伪且劣的龚贤名款的画,他说:“这一幅你们随便说假,我不心疼,因为我买的便宜(价低)。”大家一笑,也就心照不宣。下边再看多少件,都一律说是真品了。挟长。前边谈到的那位前辈,误信伪题,把清人画认为元人画。王畅安先生何我惹他生气,他把我们叫去训斥,然后说:“你们还淘气不淘气了?”这是管教小孩的用语,也足见这位老先生和我们的关系。我们回答:“不淘气了。”老人一笑,这画也就是元人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