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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功书法
　　文献考据是启功的长项，他的考据能力是有目共睹的，他与徐邦达不同，徐氏所据是比较的文献--书画著录，而启功所据范围广泛，除书画著录外，还广取各种文献史料，孙机的舆服研究以及傅熹年的建筑研究同样在书画鉴定中起到很大作用。从研究方法上看，这样的人才奇缺，而在学术界精通书画的人又极少，启功正好弥补了这一不足，故而他在运用学术研究的功底，进行书画鉴定的理论和实践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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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古代字画鉴定一般来说不就是判别作品的真伪吗?您却说不只是真伪的问题，这是为什么?
启：从古流传下来的书画，有许多情况，不只是“真”、“伪”两端所能概括的。如把“真伪”二字套到历代一切书画作品上，也是与表里不符合，逻辑不周延的。
譬如我们拿一张张三的照片说是李四，这是误指、误认;如说是张三，对了。再问是真张三吧，答说是的。这个“真”字、“是”字，就有问题了。照片是一张纸，真张三是个肉体，纸片怎能算真肉体?那么不怕废话，应该说是张三的真影、张三的真相等等才算合理。书画的“真”、“伪”者，也有若干成因，据此时想到的略举几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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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书法复制品，古代称为“摹本”。在没有摄影技术时，一件好书法，由后人用较透明的油纸、蜡纸罩在原迹上勾摹，摹法忠实，连纸上的破损痕迹都一一描出。这是古代的复制法，又称为“响拓”，并非有意冒充。后世有人得到摹本，称它为原迹，摹者并不负责的。
古画的摹本。宋人记载常见有摹拓名画的事，但它不像书法那样把破损之处用细线勾出，因而辨认是不容易的。在今天如果遇到两件相同的宋画，其中必有一件是摹本，或者两件都是摹本。即使已知其中一件是摹本，那件也出自宋人之手，也应以宋画的条件对待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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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款的古画，妄加名款。何以没有款?原因可能很多，既然不存在了，谁也无法妄加推测。但常见有人追问：“这到底是谁画的?”这个没有理由的问题，本不值得一答。古画却常因此造成冤案，所谓“好事者”或“有钱无眼”的地主老财们，没名的画他便不要，于是谋利的画商，就给画上乱加名款。及至加了名款后，别人看见款字和画法不相应，便“鉴定”它是一件假画。这种张冠李戴的画，如把一个“假”字简单地派到它头上，是不合逻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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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配。真画、真字配假跋，或假画、假字配真跋。有注重书画本身的人，商人即把真假跋的卖给他;有注重题跋的人，商人即把伪本真跋的卖给他。还有挖掉小名头的本款，改题大名头的假款，如此等等。从故友张珩先生遗著《怎样鉴定书画》一书问世之后，陆续有好几位朋友撰写这方面的专著，各列例证，这里不必详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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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听到刘盼遂先生谈过，王静安先生对学生所提出研究的结果或考证的问题时，常用不同的三个字为答：一是“弗晓得”，一是“不见得”。王先生的学术水平，比我们这些所谓“鉴定家”们(我也不例外)的鉴定水平(学术种类不同。这里专指质量水平)，恐怕谁也无法说低吧?我现在几乎可以说，凡有时肯说或敢说自己有“不清楚”、“没懂得”、“待研究”的人，必定是一位真正的伟大鉴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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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威：是指古代皇帝所喜好、所肯定的东西，谁也不敢否定。乾隆得了一卷仿得很不像样的黄子久《富春山居图》，作了许多诗，题了若干次。后来得到真本，不好转还了，便命梁诗正在真本上题说它是伪本。这种瞪着眼睛说谎话的事，在历代高权利的集中着皇帝口中，本不稀奇;但在真伪是非问题上，却是冤案。
康熙时，陈邦彦学董其昌的字逼真，康熙也喜爱董字。一次康熙把各省官员进呈的许多董字拿出命陈邦彦看，问他这里边有哪些件是他仿写的，陈邦彦看了之后说他自己也分不出了，康熙大笑(见《庸间斋笔记》)。自己临写过的乃至自己造的伪品，焉能自己都看不出。无疑，如果指出，那进呈人的礼品价值就会降低，陈和他也会结了冤家。说自己也看不出，又显得自己书法乱真。这个答案，一举两得，但这能算公平正确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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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短：一件书画，一人看为假，旁人说它真，这不要紧，至少表现说假者眼光高、要求严。如一人说真，旁人说假，则显得说真者眼里弱、水平低，常至大吵一番。如属真理所在的大问题，或有真凭实据的宝贝，即争一番，甚至像卞和抱玉刖足，也算值得，否则谁又愿惹闲气呢?尊贤。有一件旧仿褚遂良体写的大字《阴符经》，有一位我们尊敬的老前辈从书法艺术上特别喜爱它。有人指出书艺虽高但未必果然出于褚手。老先生反问：“你说是谁写的呢?谁能写到这个样子呢?”这个问题答不出，这件的书写权便判归了褚遂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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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形：笔者一次在朋友家聚集看画，见到一件挂品，一时忘形地攘臂而呼：“真的!”还和别人强辩一番。有人便写给我一首打油诗说：“立扬新令，真假一言定。不同意见人，打成反革命。”我才凛然自省，向人道歉，认识到应该如何尊重群众!容众。一次外地收到一册宋人书札，拿到北京故宫嘱为鉴定。唐兰先生、徐邦达先生、刘九庵先生，还有几位年轻同志看了，意见不完全一致，共同研究，极为和谐。为了集思广益，把我找去。我提出些备考意见，他们几位以为理由可取，就定为真迹，请外地单位收购。后唐先生说：“你这一言，定则定矣。”不由得触到我那次目无群众的旧事，急忙加以说明，是大家的共同意见，并非是我“一言堂”。我说：“先生漏了一句，定则定矣之上还有我辈数人呢。”这两句原是陆法言《切韵序》中的话，唐先生是极熟悉的，于是仰面大笑，我也如释重负。颜鲁公说：“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葵丘之会，微有振矜，叛者九国。故曰行百里者半九十里，言晚节末路之难也。”这话何等沉痛，我辈可不戒哉!